1951年2月，第十九兵团司令杨得志接到紧急命令，要从山东兖州赶往朝鲜参战，随后杨得志带领部队立刻出发。
为了快速到达前线，部队在沿途的各站只做简单的休整，没有任何接待和停留。当军列一路辗转终于到达天津站，官兵们得到了一个短暂的休息机会。但就在准备继续出发时，突然被当地政府拦了下来，杨得志听到后火冒三丈，怒问：“到底是谁敢拦我们的路！”
在1950年，杨得志接到紧急命令，前往北京参加一场重要会议，会议上大家讨论了朝鲜战场的情况，彭总司令提出调两支军队增援，其中一支就是杨得志指挥的第十九兵团。
这个消息让杨得志既震惊又紧张，生怕辜负了彭老总的期望。为了激励士气，杨得志向中央提出请求：让朱老总来山东看看，当朱老总的车队抵达时，大家立刻将他迎进屋里，生怕他受寒。然而山东的寒风刺骨，严寒让人难以忍受。但朱老总却毫不在意这些，他坚持走出温暖的屋子，站在士兵们面前讲话。
展开剩余87%朱老总讲话时，身旁的士兵们站得笔直，虽然寒风刺骨，但他们的眼中却闪烁着光芒。朱老总没有进入屋子，而是主动走上前，走到士兵们中间，询问他们的需求，关心他们的生活，并激励他们一定要在战场上拼搏出属于十九兵团的荣耀。即使脸上冻得发红，朱老总依旧坚强地与士兵们交流，用实际行动传递着他对战士们的关心与鼓励。
离开之前，朱老总还叮嘱杨得志，要特别注意战场上的情况，千万不能粗心大意，任何细节都不能忽视。杨得志记在心里，坚决按照朱老总的教导行事。随着朱老总的离去，第十九兵团进入了紧张的整顿状态，士气高涨，准备出征朝鲜。
1951年，杨得志带领部队准备出发朝鲜。为了保持战斗力，他不断进行拉练，时刻保持警觉。在军列上，杨得志忙着分析情报，思考战术。到了天津车站，部队短暂休整，杨得志继续忙于资料，没有打算下车。
然而这时一名士兵急匆匆地跑来报告，称有一群人拦住了火车，要求见杨得志司令。为首的人显得非常愤怒，似乎问题不小。杨得志闻言，丝毫不惧，立刻决定下车处理。
他走下火车，看到远处有人朝着自己走来，随着距离的拉近，杨得志的眼睛湿润了，他紧紧抱住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泪水不禁滑落。而对方也激动地紧紧拥抱了他，嘴里低声嘟囔着：“你怎么才来？”
而这个“拦车”的人正是黄敬，而他拦截杨得志的军列并非出于任何恶意，而是因为他得知了杨得志的行程，想借此机会与老友重逢。杨得志和黄敬是老战友，二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积累了深厚的感情，1943年黄敬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成为杨得志的得力搭档，当时冀鲁豫边区的灾情依旧严峻，杨得志与黄敬一同商讨应对策略，决定从根本上解决灾民的生存问题。
黄敬向杨得志介绍了冀中地区党组织和军队如何通过组织群众办救灾合作社，帮助当地人民自救。他详细阐述了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和成功经验，强调这种方式能有效整合民众力量，带来可持续的改变。杨得志听后恍然大悟，激动地说道：“办合作社的办法好！灾民有了组织，就能安定下来，不会再四处逃难，社会秩序也能恢复。”
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各种合作社应运而生：纺织、运输、打井、晒盐等，不一而足。这些合作社解决了灾民的生计问题，还极大提升了当地的生产力。不到半年时间，灾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百姓纷纷称赞道：“如今，我们不再为生计发愁了，八路军和共产党帮我们走出了困境，救了我们！”
1943年6月，蒋介石再次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反共”运动，试图进一步打压抗日根据地。毛主席发表了《质问国民党》的文章，朱德也给蒋介石发去了“抗议电”。黄敬拿着毛主席的文章，找到杨得志，问道：“全国都动起来了，我们该怎么办？”
杨得志仔细看完文章，沉思片刻后回答：“我的意见很简单，就是一个字：打！我们要通过胜利来支持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杨得志的果断与坚定令黄敬深受鼓舞。
从7月上旬开始，杨得志和黄敬紧密配合，发起了对日军的反击。杨得志所部迅速行动，在三天内拔除了日军92个据点和碉堡，击毙或俘虏了700余名日伪军。
同月下旬，杨得志转向了对国民党顽军的反击。黄敬和杨得志带领军队东进，集中力量与李仙洲的部队在山东曹县展开激战。经过32天的鏖战，我军成功歼敌5900余人，彻底粉碎了李仙洲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蚕食”计划。
1944年，杨得志调往延安，从此两人鲜少见面，直到此次杨得志要出发朝鲜，黄敬得知杨得志的行程后，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杨得志的军列将在第二天经过天津。于是他决定亲自带领市委、省委的领导站在铁道旁等待，尽管天气极其寒冷，风刺骨地冷，站台上几乎没有任何灯光，黄敬依旧坚持站在那里等候。当专列缓缓停下，杨得志看到黄敬站在那里时，心中不禁涌上一股暖流。
往日一起并肩作战的场景仿佛一幕幕浮现出来，那些艰苦的岁月，那些并肩奋战的时光，瞬间让杨得志的怒气烟消云散。两位老战友紧紧握手，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那些充满奋斗的岁月。
短暂的叙旧过后，黄敬深知战局紧张，不能耽误杨得志太多时间。他从随身带来的包裹中拿出一些天津的土特产，递给杨得志。那是些大虾和海产，黄敬笑着告诉他：“这些东西带到朝鲜去，或许能给你带去一点家乡的味道。”杨得志感动地接过，黄敬便挥手告别，专列再次启程。
告别黄敬后，杨得志回到车厢，火车终于开始了前往朝鲜的旅程。一路上，他反复调整作战计划，和十九兵团的军长、政委们开会讨论。随着火车向朝鲜驶去，杨得志的心情愈加紧张，因为从彭老总传来的电报显示，缺乏制空权的我军很容易遭到空袭。每前进一步，杨得志心中的焦虑便加重了。
火车到达丹东时，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丹东处于临战状态，百姓们自发在鸭绿江边运输物资，四处忙碌着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过鸭绿江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当时列车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杨得志决定等到夜晚再继续行进。按照计划四节车厢被送进了一个山洞中避难，等候夜晚出发。等到夜晚工作人员来报，告诉杨得志等人火车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继续出发。杨得志同意了安排，不久车厢开始了移动。
然而杨得志很快感觉到不对劲，车厢并没有朝着前方行进，而是像被推着往后退。他警觉地拉开窗帘向外看，突然火车的速度加快，整车开始迅速滑行下坡。车厢里的几名官兵差点摔倒，很多人回头查看，却惊恐地发现车头不见了。
“车头去哪了？我们好像在顺坡滑行！”杨得志急忙指示拉制动，但由于坡度过大，制动几乎没有效果。火车依旧高速滑行，杨得志感到一阵强烈的焦虑，他知道如果此时火车冲出轨道，导致他们遇到意外。
眼看着火车继续滑向前方，杨得志心里明白，一旦与停在轨道上的物资车发生碰撞，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影突然冲出，迅速扳动了道岔，将火车引入了另一条轨道。
火车一路滑行，终于慢慢停了下来。车厢停稳后，杨得志才有时间去了解情况。驾驶员解释道：“车头与车厢没能成功挂接，导致车厢被撞掉了。”经过重新挂接后，火车终于恢复正常行驶。
在杨得志顺利抵达朝鲜后，才有机会品尝黄敬特意准备的特产，当时杨得志请彭德怀一同品尝了黄敬送来的大虾和海产。坐在简陋的营地餐桌前，彭德怀边吃着大米粥和大白菜，边品尝着海产，忽然放下了筷子，目光变得深邃。
“黄敬是个知识分子，胆大心细，”彭德怀感慨道，“可如果这场战斗不能打退美军，未来不光是大虾，就连吃一顿饱饭都成了奢望。”彭德怀的语气沉重而坚定，他的话让杨得志也不禁沉默。
杨得志和黄敬的友情是那种在战争中结下的纯粹情谊。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杨得志特意去找了老战友黄敬。两个人聊起了当年在冀鲁豫根据地的种种往事，回忆起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也谈起了分别后的生活和对新中国未来的期许。最后二人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
1958年2月10日，黄敬因病去世，年仅46岁，临终前这位可敬的老人在广州还在关心着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城市贫民的困境。黄敬把为百姓谋福利、关注他们的疾苦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
黄敬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和真心关怀，令人敬佩和怀念。他的一生充满了为民服务的精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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